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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波美 迈克尔·麦弗逊: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大学学习体验

作者: 时间:2019-11-07 点击数:

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讨论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几近忽视了大学的教学质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有关K-12教育体制的论文中,对教师的培训与招聘,教学质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课堂观察对提升教学质量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尤为突出。几年前,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在其撰写的文章标题中就做出预测:高素质的幼儿园老师最终会为孩子一生的收入再添一笔可观的数目。在K-12教育体制中,教师与教学至关重要。

    可是,在高等教育中,学生们学什么、学到多少,所学知识如何与教学质量挂钩,这些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大学录取、学费与成本、借贷以及财务回报等问题在新闻和政策讨论中却占据主导地位。诚然,这些都值得研究,但都避开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生体验的教与学的“黑匣子”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掌握专业学科知识很重要,但是大学里的教与学却不止于此。课堂提供了发展人际关系、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空间,业务熟练的教师会利用以上那些学习机会和狭义的专业学习。与此同时,校园生活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如课外活动,对有些学生来说,还有住宿生活,这些都是为学生特意设计的教学空间。

    对大学教育质量关注度的缺失与如何培养教师使之具备相应的教学素养相一致。来自其他领域的重要人士访问美国博士课程,很可能做出如下总结:研究生已经做好了全职投入到学术研究的准备,而博士生有关教学的课程最多不超过一节,即使有,助教工作与其说像学徒,倒不如说像兼职。毕业以后,美国的教学人员一般会将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本科生教学以及相关活动上,指导研究生和搞科研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四分之一。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教师所做的准备与他们真正做的事情并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通晓该学科,剩下的可以“在工作中”学习。正如亨利·布里格豪斯在本卷中的一篇论文中所写,在其他专业,比如航空或外科手术,这并不是我们会欣然接受的假定。大量证据表明,对中小学教师来说,高质量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对大学老师来说,同样如此。

    美国未来本科教育大学委员会承认高等教育对国家及其国民未来的重要性,并得出结论,对大学生教育质量进行严格的考查有必要在高等教育未来的思考中占据中心地位。至少,关注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的未来,确保大学费用的可承受度以及提高学生顺利完成其教育计划的几率,这四点同等重要。如果大学生能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历,并且这份经历会给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市民生活和个人生活增添实际价值,那么大学学费,甚至是毕业证书最后都没有太大意义。

    就“质量”而言,我们指的并不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对大学声望和资源的排名,其他大学排名,或是某些享有特权的美国人希冀在“最好的”大学中争相追寻的特质:而这种抢占之风事实上只能影响到不足5%的美国大学生。一方面,《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排名的常规操作是,关注点主要放在学生入学时的“优秀”程度(而不是毕业时的“优秀”程度),另一方面放在学校环境的富裕程度(本质上是要在学生身上花多少钱)。而我们的兴趣在于大学经历的质量:大学课堂和宏观的教学环境如何培养和塑造学生的知识体系,行为能力,价值观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毫无疑问,朋辈“质量”以及有能力提供微型课堂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学校,与学生的学业以及成长为栋梁之才有一定关系。但是高质量教学体验和深度学习在各种教学场所都可以实现。最佳学习环境还是取决于学生的特点和条件。

    大学可以做哪些工作来教育本科生以及这些工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些问题,现有大学排名以及对高等教育体系优势弱势的讨论均未做出解释。学生收获的是哪类知识和技能?作为人类和社会的一员,学生们如何成长?教师如何做准备工作、得到反馈,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学生如何融入更宏观的教学环境中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尽管这些问题的结果很难量化和排名,但是在本卷中,前沿研究者和实践家对这些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认为在那个技术、薪资和教育齐头并进的辉煌时代,相比于数量,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长期以来处于次要地位。十九世纪,欧洲国家纷纷引进全国考试和其他集中化要求来设置中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但是美国发展的是一种高度分散化、开放式、宽容的初等教育体系。在20世纪美国又发展中等教育。一开始,美国的创建者看到了民主共和制的成功。这份成功取决于市民不仅做好了投票的准备,也做好了担任公职的准备。结果,经历了整个十九世纪,就公民接受基础教育的比例而言,美国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早期,美国发起发展高中教育运动。高中教育可以让人们掌握当时实用的高端技术,比如电学、化学、动力学和药学。高中在各州建立,由各州支持,各州也颁布一些规章制度和要求监督其发展。这种“开放又宽容”的美国教育制度为投票选举和工业发展培养出大量合格的美国公民,但是正如戈尔丁和卡茨所讲“教育质量收效甚微”。

    二战后,量上的增长以普及高中教育完成为结尾,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为开端。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增长态势大幅度减缓:虽然有很多美国人开始上大学,但是让人失望的是,拿到大学文凭的人寥寥无几。甚至直到今天,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大学肄业,只有40%左右社区大学(社区大学是大部分高等教育的起点)的学生在六年之后获得了某种学位或结业证书。

    随着高中学历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在职成年人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继续去大学念书,但是却因为花费过多望而却步。从20世纪60代开始,联邦政府开始通过联邦助学金和贷款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国家来说,同时向这么多人提供助学金和贷款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戈尔丁和卡茨看来(我们也同意这一点),学生面临的第二个障碍是教育质量。虽然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有很多高中生准备不足,因此,多达一半的人正在接受补习班教育。事实证明,大学之间的教育质量与水平参差不齐。如今,追求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众多,需求也在趋于多样化,要想教育获得真正的成功,就需要认真关注教育质量和学生体验。经济学家发现,一些社区或者组织也从中受益,因为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聚集到一块,沟通效率和工作效率都大大提高了。由本科教育未来委员会赞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在30年的时间范围内,帮助学生成功进入大学的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是巨大的。许多研究表明,增加大学生的比例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价值。

    大学教育远不止是让学生找到一份工作。在互联网时代,即便是找工作,大学生也应该学会灵活地解决问题,应对非常规性的工作,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在本章中,厄尔·刘易斯的《迈向人文学2.0协议》以及托马斯·贝利和克莱夫·贝尔菲尔德合作的《学术学习和职业技能之间的错误二分法》解决了学术或人文学科学习与职业培训之间熟悉但错误的二分法。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将教育范围缩小到特定的职业准备工作只会适得其反。

    美国的创始人认识到,美国公民需要教育来提升自己的眼界,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明智地投票,并在立法机关、内阁以及法院等机构中任职。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具备读写能力已经足以适应当时的环境,但是在当今时代,技术快速发展、环境问题频发、文化多元性显著且全球互通互联,教育要求我们普通人成为敏锐的选民,以有效参与公共政治,普通人尚且如此,教育对官员的要求更高。正如西尔维娅·乌尔塔多在她的文章《现在是时候为强大的民主进行公民学习》中所讨论的那样:为积极的公民身份做准备,需要成为所有高等教育的一个要素。持续关注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是仍然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地方。K-12育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使观察课堂实践,评估学生的成绩(包括但不限于考试成绩)变得更加容易,也节省了很多成本。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这种实践在改善教学方面取得了持续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大学案例研究和研究项目已开始证明有可能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这种实践。

    本部分的几篇文章专门针对如何改善学术课堂教学的问题。除了布里格豪斯的《成为一名更好的大学老师(如果您很幸运)》之外,卡尔·威曼还讨论了建立大学教学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并在《大学教学专长以及对教学效果、评价和培训的影响》一文向读者介绍了基于学科教育研究的成长领域。萨莉·霍斯金斯在《大学生对科学认识的革命创造:通过对科学文献的仔细分析来教学》一书中写到了一种独特的生物学教学方法。艾米丽·米勒讨论了美国大学协会为帮助科学系改善其教师教学所作的努力。这些论文集中在自然科学上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在科学领域,为改善本科教学水平所做的系统性努力似乎更多,部分原因是科学家们发现,依赖于有助于指导改进的定量证据更为合理,但也可能是因为国家科学基金会愿意花钱资助科学领域做这些改进。那么谁将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呢?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教室和校园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超出了对特定学术学科的影响范围。詹妮弗·莫顿在她的文章《减轻课堂中的道德成本》中谈到了他们所加入的学术团体的期望与家人期望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对于第一代学生来说尤其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紧张关系涉及不同的文化价值,它们既具有道德价值又具有情感价值。她着重指出,家庭条件一般的绝大多数学生要承担社会进步的个人成本。莫顿认为,教室可能是以支持的方式解决这些文化紧张和道德成本的关键场所,这种情况在通勤大学尤其显著。我们还考虑了课堂体验的价值,但要通过相关网络技术的支持。在《人的因素:在线教育的承诺和限制》一文中,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准备不足的学生在纯粹的在线环境中表现得非常糟糕,这表明缺乏私人教师的支持与交流让这些学生付出的代价很高。迄今为止,通过在线策略克服这种孤立问题的尝试还没有大规模成功。

    大学经常对学生施加沉重的心理要求。在一些新的社会规则以及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青年学生作为成年人,要面临许多新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比他们年龄大的人(约占所有学生的40%)来说,在孩子和工作都要忙个不停的情况下,还要处理好学业上的责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本杰明·卡斯曼和凯瑟琳·迈耶在对“金融约束与大学生学习: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这一问题回答中,提出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见解,显示了教职员工和完善的大学政策如何应对其中的一些挑战。至关重要的心理、文化和道德挑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高等院校是少数几个来自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群体的人共同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正如贝弗利·塔图姆在她的文章《在一起还是孤单?在校园里谈论种族主义的挑战》假设这种亲近会自动为建设性的学习环境做出贡献。塔图姆描述了一项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计划,该计划在将参与者从舒适区带入真正的共享和相互学习的关系方面显示出了有效性。

    在丹·格林斯坦发表的《本科教育的未来:行业差距是否会加剧不公》一文中,他以自己的观点代表长期以来盖茨基金会在高等教育中所作的工作,描述了近几十年及未来高等教育行业所面临的实质性压力与挑战。然而历经所有这些变化,学院和大学仍以或好或坏的方式,处于最保守的机构之列。

    本科学院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学生对重要思想保有开阔视野,帮助他们获取具有持久价值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他们取得事业成功及提高社交的能力。即便教学环境及应用技术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这项基本工作仍保持不变。我们赞同保守主义,它拒绝迫使学院成为职业培训或特定技能习得之地。

    但是大学和学院还保持着高度保守性,即使这种存在方式并不怎么可靠。教育者试图用他们曾经被教的方式去教学,这其中实际有些讽刺。大多学院老师先前都是学生,善于从老师施加于他们的教学实践中获益(或至少是生存下去)。由于那时缺乏教学培训或监督机制,这些实践对大多学生其实只有有限的效用,但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那些实践是如何代代相传的。即使改进教学实践能够让职工更为享受他们的工作这一事实不言自明,但是以上所述仅仅是难以推动机构改革的因素之一。 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保守主义形式存在于高等教育之中,它趋于承前产生轻率的文化偏见,例如允许男性在女性等待召唤时突然闯入,或阻止色彩专业的学生学习数学。对于高等教育的教职工及机构来说,即使他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仍保持原状,但是仍有很大的空间提升运行它们的方式。

    综合来看,本卷文章针对扩大高等教育未来讨论范围的重要性,给出了具有说服性的案例。确保有广泛路径直通负担得起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十分重要。但现今的学生们取得了相悖的成果,表明人们去学院接受教育,抑或仅仅完成他们的项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更加明白学生们是如何学习的,在学院层面如何发展并有效支持教学,我们如何真正地去教育学生,而非只给他们颁发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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